当“珍珠港”的硝烟在1941年末笼罩美国，华尔街的数字战场也随之迎来巨变。二战不仅是一场军事对抗，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总动员。为将庞大民用工业瞬间转向军事铁流，美国构建了一套战时企业监管体系——远非和平时期的简单”年审”，而是将生产指标、成本价格与财务合规熔铸为战争机器的核心调控枢纽。
战争动员启动后，美国政府迅速立法架设经济框架。1942年《紧急价格控制法案》与1941年《优先权与分配法案》成为战时企业监管的双基石。这些法案授权成立战时生产委员会（WPB）等强力机构，赋予其对工业生产的绝对主导权。企业运作的核心，就此从市场利润转向服务战争需求。
战时生产委员会正是战时“年审”体系的神经中枢。其核心职能在于批准或否决企业的关键资本支出申请。工厂扩建、购买新型机床用于军工生产？皆需WPB审查员严格论证其是否服务于战争核心需求。通用汽车等巨头转向坦克生产，每一笔重大资源配置都需获得许可，民用项目则几乎被完全冻结。
生产的调度同样不再是企业自主决定的领域。WPB掌握着钢铁、铜、橡胶等一切关键原材料的生杀大权。企业获得原料配额的前提是证明其承接了拥有最高优先级的政府军工订单。审查员密切核查库存报表与采购记录，确保每一吨战略材料都流向军需生产线，联邦采购合约成为资源流向的指挥棒。
战争不仅要求产量，更要求成本可控。联邦政府作为几乎所有军工产品的唯一买家，引入独特的“成本加固定利润”合约模式。为确保纳税人资金不被滥用，合同审计变得空前严格且深入。国防合同审计署（DCAA）的前身机构派出审计人员深入承包企业，逐项核查物料成本、工时记录及管理费用分摊。此过程本质是高频、强制的成本详尽审计，任何可疑支出都面临否定与追偿。
价格管制同样构成战时“年审”的重要维度。物价管理局（OPA）为抑制民用领域通胀，推行广泛的价格冻结与配给制度。企业不仅需提交军用产品详细成本供政府审核定价，其民用产品售价也受到严格框限。成本数据成为企业定价的合规依据，年报中的利润与成本表成为证明定价合法性的关键文件。
为支撑天文数字的战争支出，1942年《胜利税法》将公司税率提升至史无前例水平，并引入“超额利润税”。此举要求企业精确分离“正常利润”和源于战争合约的“超额”部分。财务报告与税务申报的复杂性陡然剧增，企业报表需为税务合规提供清晰、可验证的战争利润分割依据，会计师角色在经济战线中凸显重要价值。
战时生产委员会不仅审查产出，更深度审视财务数据流向。企业需周期性地提交详尽的产量报告与成本构成分析。WPB藉此数据持续评估生产效率与资源消耗，识别生产瓶颈并优化全国层面的工业资源配置。企业财务数据由此成为国家战争机器效能评估的核心仪表盘。
二战对企业合规的催化远超战时。战后美国审计准则制定加速，内部控制重要性被广泛认知。战时DCAA奠定的深度成本审计方法深刻重塑了国防采购监管框架。更重要的是，《1946年就业法》等法案标志着联邦政府对宏观经济统计数据的掌控力空前强化——这套在国家紧急状态下被锻造的精密企业数据监控体系，其影响延续至战后。
二战期间美国企业的“年审”本质上是一场为生存而构建的监管革命。从WPB的生产管控到DCAA的成本审计，从OPA的价格管制到税法的利润界定，企业运行的每一个关键维度都被置于政府强有力的监督与调控视野下。这些战时措施无意间重塑了企业透明度标准与政府监管工具库，在和平年代转化为更复杂的审计准则与更完善的经济治理机制，永久改变了企业与国家间的关系格局。
